《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个历史，各自表述

当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一般来说，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历史”，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三种东西。
第一种历史，是那些历史亲历者们的记载和讲述，包括他们留下的日记、书信、笔记、讲古等等，柯文称之为“经历”；
第二种历史，是历史学家们对历史全貌做的总结和分析，将那些零散的资料统合到同一个体系下，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事件”；
第三种历史，是某些人出于特定的宣传、鼓舞或是诋毁、攻击的政治目的，把历史修剪成某种符合他们目的的样子，柯文称之为“神话”
正在上初中的你，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你发烧感冒了，恰好这个时候，数学老师走进教室拿出来一叠试卷，宣布今天要搞一次随堂测验。你虽然浑身不舒服，但还是坚持做完了试卷。最后考试结果出来，你考了98分，错的唯一一道选择题是因为精神恍惚看错了选项。
如果让你讲述上面的考试经历，你可能会这样写：“今天我感到浑身发冷，大脑发昏，想要呕吐。老师的试卷出得好难，好多题我都不确定该怎么做，考试完了以后我一定要回家好好睡一觉。”

然而在老师的眼里，看到的却是一个坚强不屈的好少年，顶着病痛的折磨，坚持完成考试，最后还考出了好成绩，值得全班同学作为学习榜样。在家长的眼里，却可能会因为你做错了明显不该错的一道题而感觉你没有努力，后来不断拿出这道失分题教育你。
“生病就是你粗心的理由吗？”你妈这样对你咆哮。
不妨这样讲，“在一次随堂测验中，生病的你考了98分”是一个事件；你自己在生病时候的感觉和做试卷的心情都是经历；而老师对你的表扬或是你妈对你的批评都属于是“神话”。老师的目的，是希望同学们学习你的学习精神和顽强品质，而老妈强调你的失分则是为了让你以后不再犯错。
作为美国籍中国历史专家费正清教授的学生，柯文先生对中国历史上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同时，他也认为可以用上面讲的“历史三调”来解读中国历史上那些最为知名的历史事件，比如说义和团运动。
他的这个选材非常讲究，因为义和团运动以及它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东南互保运动等事件不但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同样也是一个波谲云诡、疑窦重重的奇怪故事。在这场运动中，不同身份、国籍、阶级、性别的人看到的历史又既然不同，甚至无法调和，这就给作者想讲的“经历”一节提供了完美的弹药。

更有趣的是，从20世纪初到现在，每一个时代里，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的宣传口径都大相径庭，没一个时代都会对义和团进行不同样式的“包装”或者用柯文的说法，称为“神话化”，甚至同一个人（比如说陈独秀）对义和团的看法也完全不一样。
1900年，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普通农民，眼前看到的可能会是一幅令你焦虑甚至绝望的画面：持续的干旱造成了恐怖的饥荒，大地龟裂、粮食绝收，连饮用水都寻觅不到，嗓子里干渴冒烟。大人、孩子、牲畜都吃不上饭，官府的赈济却优先给了那些怪异、阴险、恶毒的洋人传教士。村子里到处都传说，正是这些信奉“旱魃”的洋人触怒了上天，才会降下旱灾。有法术的“神拳大师兄”在喊：“砍了洋人头，猛雨往下流。”
同样是在1900年，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感受到的同样是绝望和焦虑，但焦虑的对象却正是上面一段中讲到的那些华北农民。他们在平时就已经对洋人充满了恐惧感和敌意，持久的恐怖饥荒和飞速发展的“神拳”组织更让这些人有了冒着风险对“罪魁祸首”发动暴力的机会。在传教士的眼里，疯狂、愚昧、野蛮的义和团民众就像是基督教旨所说的“魔鬼撒旦”，恐慌同样在他们中间肆意蔓延。

同样，在慈禧太后等大清掌权者眼里，在袁世凯等地方实权派眼里，在城市精英知识分子眼里，在乡村士绅地主眼里，在那些被肆意屠戮的中国教民眼里，这场运动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色彩。慈禧太后到底受了什么蛊惑，才会认为义和团的“降神”竟然真的可以刀枪不入，悍然与西方诸国宣战？为什么大半个中国都会卷入到狂暴血腥的氛围中无人可以幸免？
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无论什么事件，都只会有一小部分人的经历和看法会被传承下来，这些生动、鲜活、有趣的描述，所记录的其实只是历史的一些片段，而不是全貌。“我们不是所有历史的亲历者，仅仅是自身历史的亲历者。”特别是在那些重大事件面前，谣言和猜疑，彷徨和焦虑，对死亡的担忧和恐慌感都会造成一种异乎寻常的情绪化氛围，让那些亲历者的记载在可靠性上充满疑问。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每一个亲历者所讲的经历，都会把自己放到道德高地上，打扮成一朵纯洁无暇的小白花，而把敌对方说成是肮脏恶臭的魔鬼。义和团运动中留下书面记载的人物，显然大多数都是识文断字的官员乡绅或是外国传教士，农民出身的义和团众会写字的人极少，留下的大多数都是口头记录。所以我们回去翻看历史档案的时候，谁会被黑成渣就不用多说了。

柯文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从纷繁复杂的存世资料当中精选辨析、抽丝剥茧，用自己的思想来理解和解释历史上的那些事件。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对同一段历史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诠释方法。因为所有的历史学家也都受到性别、阶级、种族、学术素养、研究范围以及时间的极大影响，自然也会对原始材料进行一系列的裁剪和修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家和柯文所说的“神话制造者”其实没有本质区别，他们所讲给别人看的，都是一种被塑造出来的历史，和亲历者们所见到的历史已经大不相同。但是两者的立意却大有区别。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历史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细微特质，试图解释每一个历史事件。神话制造者更关注的则是历史的实际效用，希望用一个特点或是截面来告诉民众，“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毕竟，关于历史的结论一旦被人接受，人们就会一直相信自己认同的真相——除非有“毁三观”的实锤出现，才能破除心中执念。
历史就像是弹簧，我们在塑造历史的同时，历史又会反过来影响现实。以岳飞为例，明代曾经给他极高的礼遇，因为切合了“反抗外敌”的意识形态；到了清代，因为岳飞与女真为敌被打入冷宫；抗日战争时，岳飞又被抬出来作为民族英雄；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岳飞的罪状又成了“镇压农民起义”。传奇英雄的经历本身没有变化，他们的形象到底什么样，其实是由当下的人决定的。

义和团也是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等人最早对义和团是极端的鄙视态度，认为它代表了封建、愚昧、迷信的旧时代；但是到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等人又开始热情洋溢地颂扬义和团，说它是“反帝国主义先锋”。到了温格时期，义和团固然成了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圣起义，它附属的“红灯照”更受到了官方的猛烈追捧，因为它恰好跟“红卫兵”“红灯记”等关键词可以发生共振。再到后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义和团代表的“排外主义”在很多人心目中也变得丑恶，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网上看到吵架的时候，骂对方是“义和团”。
尽管《历史三调》一书中收集了大量关于义和团的资料、典故和论述，但作者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讲述义和团本身到底是什么，而是借着这个载体（或案例），告诉我们历史的三种写法。历史学家们的目的是阐述历史，历史亲历者的目的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经历，而神话制造者的目的则关注的是历史的效用，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三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