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附会成隋炀帝所建的迷楼之别名摘星楼是怎么变成商纣王的罪证的

公元997年，因为直谏而被贬到扬州的王禹偁（公元954～1001年），在四月三号寒食节这天，写下一首不止内容，名字也很长的长诗《扬州寒食赠屯田张员外成均吴博士同年殿省柳丞》，诗里在追忆完前年在朝廷与去年在滁州度过寒食节的光景之后就写到自己在扬州这个地方心情不畅、诸事不顺，便假装是幻想自己如果能退出仕途的话会有怎样悠闲隐居的未来，实质是宣泄不得志的郁闷，他在这个部分提到，自己打算去放萤废苑和摘星楼基两个地方游玩：「何不策我马，废苑寻放萤。何不荡我舟，楼基访摘星。」
这个放萤的废苑，指的是隋炀帝的景华宫，根据《隋书·炀帝纪》的记载，他在这地方突发奇想，让人收集了满满数斛的萤火虫，晚上带着人跑出去爬山，把虫子们放出来，整片山谷都被这宛若绚烂星空的虫群照亮了——还挺有情趣的啊。
再看第二个，摘星的楼基，基指的是这地方已经荒废、只剩遗址，也就是说其正式的名字就是「摘星楼」——好眼熟的词，这不是《封神演义》里出现过的建筑吗？

这个摘星楼和景华宫不同，于史无载，似乎是首例以「摘星」一词命名的现实存在的建筑物，景华宫位于洛阳，它又身在何处呢？
正是位于扬州这个地方。张舜民（公元1065年为进士）在《郴行录》（作于公元1083年）里写到，登上摘星楼的故基能观看如画的江南山水，是游玩过建隆寺、九曲池、大明寺栖灵塔之后的第四个景点，这说明其可能与三者位置相近；祝穆（卒于公元1255年）的《方舆胜览》称摘星楼在扬州城的西边角落，登楼眺望能一眼看尽江淮南北的风景，那定然是离水边不远，符合王禹偁打算乘船荡舟前往摘星楼的描述；公元1276年，文天祥（公元1236～1283年）把自己从真州赶往扬州求兵的经历写为十三首《出真州》，最后一首写的是「一阵西州三十里，摘星楼下打初更」，将摘星楼视作扬州的地标，之后因为被守将李庭芝猜忌而不得入城，所以又在《扬州地分官》里写到「看取摘星楼咫尺，可怜城下哭包胥」，进不了扬州城，与摘星楼只有咫尺之遥，却只能像申包胥一样试图用哭泣获得援助；

《大清一统志》（公元1764年）认为摘星楼在扬州城的西北角落，贾似道在这里修建宝佑观时筑楼于此（此说真实性极低）；毕沅（公元1730～1797年）在《续资治通鉴》中写到，公元1129年，金军将领玛图率领五百骑兵攻入扬州城，追击宋高宗赵构无果后驻扎于摘星楼，在此奸淫掳掠；李斗（公元1749～1817年）在《扬州画舫录》里介绍蜀冈东岸功德山观音寺时，引用宋朝文献《宝佑志》（载有公元1208～1224年时事），说它的别名为摘星寺，又引用《维扬志》（纂修于公元1542年），认为这里就是「摘星亭旧址」，也就是《方胜舆览》中的摘星楼。
这座位于扬州的摘星楼，与纣王修建的摘星楼有关吗？如果有关，它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进入伐纣故事之中的呢？
在王禹偁作诗之后的第87年，同样是四月份，苏辙（公元1039～1112年）和亦徒亦友的同党秦观（公元1049～1100年）一起在扬州游玩，二人分别写下了《扬州五咏·其四·摘星亭》和《广陵五题·其四·次韵·子由题摘星亭》（「子由」是苏辙的字）两部作品。

这个摘星亭与《维扬志》所言一样，指的就是王禹偁笔下的摘星楼，苏辙在前往摘星亭之前，先后观赏了波光亭九曲池、平山堂、大明寺蜀井，它们都位于扬州城西北方的蜀冈地区，相距不远，那么摘星亭也应当在三者的附近，与《郴行录》、《方舆胜览》、《大清一统志》、《扬州画舫录》的说法相符。
苏辙给自己的作品加了一个标注性的副标题——「迷楼旧址」，意思是摘星亭这座残破的故基其实是迷楼的遗址。扬州的迷楼在唐朝时期原本是一座地标性建筑，诗人包何（公元748年登进士）在扬州游玩时和一群小伙伴们寻找老朋友李方直而不得，便写了首《同诸公寻李方直不遇》，说这人肯定是上迷楼潇洒去了：「人来多不见，莫是上迷楼。」
数十年后，李绅（公元772～846年）在公元833年奔赴浙东上任时路过了扬州，被牛僧孺（公元779～848年）宴请款待，在留宿期间写有一首《宿扬州》，以「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一句表达自己对曾繁华一时却最终落没的扬州的惋惜，可见他也是单纯地将迷楼视作曾经繁华的扬州地区的象征。

可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迷楼的风评却突然急转直下，因为它与发迹、耽乐、丧命于扬州这个地方的隋朝亡国之君炀帝杨广产生了联系，逐渐地被认为是由后者修建的。王禹偁将迷楼的别称摘星楼与景华宫并举，可能就暗含着这一层关系吧。
目前可追溯的最早表现出这一倾向的人，是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在李绅写下《宿扬州》往前数的第七年，即公元826年，与刘禹锡结伴旅游的白居易也来到了扬州，留下了首《隋堤柳·悯亡国也》，叙述隋炀帝于此种植柳树、乘坐龙舟享乐、最终亡国等事，将迷楼这座建筑视为隋帝穷竭国力的产物之一：「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
公元833～835年，居于扬州的杜牧（公元803～852年）在《扬州三首·其一》里写到「炀帝雷塘土，迷藏有旧楼」，直接将隋帝与迷楼放在了一起，证实了在扬州地区确实产生了二者之间具有关系的传说，而不仅仅是白居易的文学创作。

文人们自此纷纷开始使用这一文学要素，从唐朝流传到现在的诗歌作品还有三部，分别是许浑（约公元791～858年）的《汴河亭》：「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汪遵（公元866年擢进士第）的《汴河》：「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还待春风锦帆暖，柳阴相送到迷楼」以及韦庄（约公元836～910年）的《河传》：「青娥殿脚春妆媚，轻云里，绰约司花妓。江都宫阙，清淮月映迷楼，古今愁」，都将迷楼视为与炀帝有关的建筑。
在一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在公元874年，罗隐（公元833～909年）写下了首部明确指出迷楼为隋炀帝所建的作品《迷楼赋》，他笔下的炀帝在即位之后就自以为无事太平，便追求起极致的享受，修建了穷极奢华的迷楼，美人相伴，聆听音乐，休息吃饭乃至处理政务都在这里进行，导致文臣把持其恩宠、武将轻视其王权——此文显然是假装在嘲讽迷楼与炀帝，实际上是在讽刺唐懿宗李漼（公元833～873年）这位骄奢淫逸的无能昏君。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罗隐创作了《迷楼赋》的后一年，黄巢起义爆发了，他本人也被叛军撵着跑……

最终给迷楼定了性的，是成书于公元873～908年之间的《迷楼记》，这部将隋炀帝的荒淫无度提升至比肩桀纣的境界的唐传奇与讲述炀帝早年故事的《海山记》、《开河记》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并称「隋炀帝三记」，它们和成书于公元874～875年之后、假托颜师古（公元581年～645年）之名伪作的《大业拾遗记》构成了后世文学作品中的炀帝形象的基础，其中的情节被罗贯中（约公元1330～1400年）的《隋唐野史》、冯梦龙的《醒世恒言》、齐东野人的《隋炀帝艳史》（成于公元1631年）、袁于令（约公元1604～1674年）的《隋史遗文》、褚人获的《隋唐演义》、蔡东藩（公元1877～1945年）的《南北史演义》、许啸天（公元1886～1946年）的《唐代宫廷艳史》、张崇鼎（公元1935年成为律师）的《隋代宫闱史》等小说继承，并进一步地夸张化。
《迷楼记》写到，隋炀帝晚年沉迷于女色，为了享受淫乐而挥霍国库、劳民伤财，修建了奢华无比、号称「真仙亦迷」的迷楼，令数千位后宫良女住入，以便随时宠幸，又用可以限制女性活动的情趣用具「御童女车」来调教、摧残她们，他后来又服用了方士进贡的大丹，能够一昼夜连御数十女，最终，炀帝身死国灭，唐太宗李世民攻入京城，将这「万民膏血所为」的迷楼烧毁，火焰一直持续燃烧了数个月都没有熄灭。

《迷楼记》虽然没有明言迷楼位于何地，但从最后唐太宗进京将它焚毁来看，应当是建在了洛阳，与其相异的，《大业拾遗记》沿袭了传统的叙事，迷楼依然建于扬州，隋炀帝修建它的原因是在临幸扬州的文选楼时看到了数千位提前到此等候的美貌宫女而「色荒愈炽」，建成之后就挑选乡野幼女入住其中——与《迷楼记》一样，都是对「性」（Sex）的病态追求。
从《迷楼记》开始，迷楼就彻底被打成了贬义词，与隋炀帝完全地捆绑在了一起。赵湘（公元959～993年）在《姑苏台赋》中将炀帝的迷楼与吴王夫差的姑苏台、秦始皇嬴政的阿房宫、魏武帝曹操的铜雀台、南陈后主陈叔宝的水殿（可能指的是临春、结绮、望仙三阁）这四座以穷极奢华闻名的建筑相提并论；曹勋（公元1098～1174年）作有《迷楼歌》二首，诗文内容尽是对迷楼之奢靡的描写。
清代一位自称「王氏」的学者在为张商英（公元1043～1121年）的《黄石公素书注》作笺注时引用了一个故事：荒淫好色的隋炀帝杨广出于对皇后萧氏的宠爱而为她修建了一座摘星楼，最终因此身死国灭——这与纣王为妲己修建摘星楼是何等的相似。

至此，真相水落石出，自唐末宋初之后，迷楼就是「昏庸无道的末代君王的荒淫建筑」的代名词，连同它的别名摘星亭（楼）也被附会上了这个属性，再后来，隋炀帝建楼的理由从收藏美女变成了对萧皇后的娇纵，讲史人注意到其与「纣王宠爱妲己」的故事非常契合，便将之编入话本——那位名字、生卒年、生平事迹都是一片空白的王氏生活的年代虽晚，但他使用的资料应当是源自「炀帝建摘星楼」往「纣王建摘星楼」演变时衔接于二者中间的一则古老文本。在《武王伐纣平话》里还能见到残留的痕迹，其中摘星楼又名「玩月台」，此名又可见于《隋唐野史》，是炀帝御花园中的景观之一，《大业拾遗记》中就有一座「月观行宫」，《隋炀帝艳史》则不止一次的将月观与迷楼一起提及。
摘星楼最晚在公元13世纪中叶就已经进入伐纣故事之中，目前可考的最早记录为元初政治家郝经（公元1223～1275年）的诗句。郝经在公元1256～1275年这段被拘禁于真州忠勇军营杨子院别馆的时间里，利用手头存书与脑中记忆整理编撰了数部作品，其中的《陵川集》收录有《朝歌行》、《比干墓》两首根据他与父母一起从泽州陵川县逃亡到河南鲁山县的时候途径朝歌故地的儿时回忆（发生于公元1232年，当时年仅十岁）所作的诗，《朝歌行》的第五句为「摘星楼头醉未醒，酒池一夜蜚血惊」，朝歌当然不会存在这座属于扬州的建筑，这明显是受到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口头文学的影响。

公元13世纪晚期至公元14世纪前叶，也就是诞生了《太岁殷元帅》、《武王伐纣平话》的这段时期，摘星楼已经成规模地被作家们运用在杂剧中，狄君厚（活跃于公元1295～1323年之间）在 《晋文公火烧介子推》里提到纣王因为宠爱妲己而修建了摘星楼、不明殿、长夜宫，在这里敲人胫骨、剖杀孕妇；杨梓（卒于公元1327年）的《承明殿霍光鬼谏》里有一句「可知道摘星楼剖下比干」；马致远（约公元1250～1324年）在《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里将修建摘星楼与伊尹扶汤、武王伐纣二事一并提及；钟嗣成（约公元1279～1360年）在《录鬼簿》卷下（成于公元1334～1345年之间）介绍了曾与自己交流过创作心得、当时已经去世的戏曲家鲍吉甫，列举的作品名中有一部《摘星楼比干剖腹》，该杂剧现已失佚，从剧名来看显然是讲比干在摘星楼被妲己迫害、剖腹取心而死的故事，清朝文学家凌廷堪（公元1755～1809年）在《论曲绝句》中写有一句「比干剖心鲍吉甫」，可见在有清一代还能见到这部戏曲的全貌。

甚至还有不少话本只是将摘星楼作为普通的一个地点随手拿来使用，例如《秦并六国平话》（刊于公元1321～1323年）的「李牧来摘星楼观望」、郑光祖（生于公元1264年）《虎牢关三战吕布》的「似恁的几时得到摘星楼」、《庞涓夜走马陵道》（剧名见于《录鬼簿》）的「在那摘星楼上我便做筵席」、诸圣邻《大唐秦王词话》（有公元1607年进士图记）的「积雪压坍巫峡庙，狂风刮倒摘星楼」。
兴许是受到了这股汹涌的文化潮流的影响，根据成书于公元1461年的《明一统志》的记载，朝歌城的遗址上真的出现了一座被命名为摘星楼的宫室，以此推算，其修建时间应当在公元14世纪后期至公元15世纪前叶之间。又按《关中胜迹图志》（作者与《续资治通鉴》一样是毕沅，成书于公元1776年），在肤施县（现在的延安市宝塔区）东南方的嘉岭山上也有一座摘星楼，据传是范仲淹所建，大抵也是附会跟风的产物。
纣王在《封神演义》中的结局，是以自服衮冕、手执碧圭、珮满身珠玉的姿态自焚于摘星楼。这一情节最早可见于《逸周书·克殷解》，地点是鹿台，自焚而死之后又被武王箭射、剑击、钺斩，头颅挂在大白旗上边，在《史记·殷本纪》中，多出了纣王身穿宝玉之衣的描述，此说被皇甫谧（公元215～282年）的《帝王世纪》、释觉岸的《释氏稽古略》（成于公元1341年）等文献承袭。《武王伐纣平话》未提及玉衣，自焚的地点也不明确，纣王在点燃殿宇跳入其中的时候被人救下，之后被儿子殷交亲手处死，《列国志传》与《有商志传》则遵循史书的传统叙事，加入了玉衣和鹿台的设定。在演义之前，纣王的自焚十分稳定地发生在鹿台这座积累殷商财富的国库，怎么突然就转移到了摘星楼呢？一方面，肯定是由于摘星楼在伐纣故事中的戏份被不断加强，还有一种可能的因素，是与另一位自焚于城楼的末代君王——后唐废帝李从珂（公元885～936年）有关。

根据尹洙（公元1001～1047年）的《五代春秋》、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的《资治通鉴》（成于公元1084）、叶隆礼（公元1247年为进士，公元1259年为两浙运判兼知临安府，公元1260年知绍兴府）的《契丹国志》（成于公元1271年）、释觉岸的《释氏稽古略》等史书的记载，李从珂得知后晋高祖石敬瑭（公元892～942年）进攻洛阳的消息，便携带国宝「传国玉玺」自焚于玄武楼，《新编五代史平话》（约成于公元1310～1323年）、罗贯中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与徐树丕（1644年隐居，公元1662年之后去世）的《识小录》等文学作品与文人笔记亦载有此事。
与之前列举的诸多文献相异的，废帝自焚的地点在此事的最早记录——郑文宝（公元953～1013年）的《传国玺谱》之中名为摘星楼，而不是玄武楼。从诸多史料来看，李从珂肯定是自焚于玄武楼，《传国玺谱》里的摘星楼应当是郑文宝受到了当时已经流传开来的「隋炀帝建摘星楼（迷楼）」故事的影响。文学家梅鼎祚（公元1549～1615年）在《文纪》（公元1603～1610年）里写到「相传至五代后唐，清泰帝焚于摘星楼」，可见直到明朝这一说法依然还被文人们所知晓，仅比梅鼎祚小上几十岁的李云翔（生卒年不详，公元1618年乡试落第，与冯梦龙相识，公元1625年拜李长庚为师，公元1626～1630年寓居于南京，之后事迹不明）或许就是因为接触到了「废帝携玉玺自焚摘星楼」的传说，才写出了「纣王穿玉衣自焚摘星楼」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