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

我只见过她两面。 大约一年前，我去东柏林参加一场讲座，地点在红色市政厅。当时西柏林市政府在舍内贝格市政厅办公，而东柏林市政府则选择了这里，作为市长办公地，它并不经常对外开放，这次的讲座则开设在市政厅图书馆，由市长亲自邀请各行业公众人物前来参加二战后的反思与汇报。此刻这座市政厅正呈现出罕有的繁忙景象，穿着体面大衣的学者抱着笔记静静思索，带着鲜花的市民挤在后面远远观望，一旁的记者咔嚓咔嚓地按下镁光灯，市政厅橘黄色的穹窿顶拱门外站着两名核验身份的门卫，一切都显得那样庄重。 在排队一小时后，终于轮到我进场。我打开手提包，突然发现放在夹层的邀请函不见了。邀请函是我央求在洪堡大学做教授的叔叔帮我拿到的，想来是早上赶车前来时匆匆找钱付款不慎遗失在了车上。这场讲座我已经期待了很久，如今却因意外被拒之门外，心里充满了沮丧。
正在此时，我身后排着的一名年轻女子开口道：“您好，我可以带他进去吗？”她看起来还很年轻，有一双日耳曼血统典型的蓝绿色眼睛。而门卫仔细看了看她递过来的邀请函后，神情变得恭敬起来。“当然可以。”他说。 在那女子入场之后，门卫对我又进行了简单的盘查，然后他微笑地对我说：“请进。您很幸运，碰到了一位传奇人物。” “传奇人物？”我想起她年轻的脸庞，好奇起来。 “是的，她就是伊姆加德。” 我专程来到这里是为了听贝尔托·布莱希特关于战争时期戏剧创作的演讲，对其他嘉宾并不熟悉，但他一说，我隐隐约约地想起一些关于伊姆加德的消息。 她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声名鹊起，因为她公布了一本会议记录，这本记录揭露了纳粹残忍的罪行，并作为定罪的证据之一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她将这本记录编纂成书，很快便出版发行到各地，伊姆加德这个名字也变得广为人知。

在此之前，她只是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指挥官的秘书和速记员。1943年至1945年，她在集中营负责书面文件的往来和记录，并暗自将这些文件备份保存，那时她才不满二十岁。后来学界盛赞她为：充满智慧与勇气的斗士，为历史的审判留下了关键的证词。 那天我专心听了她的演讲。她是一位非常富有感染力的女士，说到纳粹的罪行时引得全场群情激愤，说到战后的重建时又让大家陷入静默的沉思。最后她说，“二战已经结束，但反思不会停止，我们要时刻警惕一种主义覆盖另一种主义，防止矫枉过正变成新纳粹的萌芽。”全场掌声雷动。 讲座结束后，我留下来和她道谢。她的态度平和，丝毫没有因被称为民族英雄而滋生出骄傲。我怀着崇敬和她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临别时她送给我一本书，是那些会议记录的合集，书的扉页上题着“为了揭露、纪念和反思。” 而我再次见到她是在一个月前的报纸上，伊策霍检方指控她“协助集中营负责人对犹太囚犯、波兰游击队员和前苏联战俘实施了罪行”，并且“在之前的公开讲座上宣扬反动言论”。
目前她被拘留在伊策霍当地的警察署等待地区法院立案通知。 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民族英雄便成为囹圄罪犯。难以描述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借助律师朋友的帮助申请了一次会见。即使是在囚中，她依旧整洁而平静，用那双湖水一样清澈的、典型的蓝绿色眼睛注视着我。 “可能您已经不记得我了，我参加过您的讲座，您还送了我一本书。”我忐忑地自我介绍道，担心因她早已忘记我而产生突兀的尴尬。 “我记得您。”而她微笑着，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那天您没有带邀请函，但我觉得，所有对反纳粹感兴趣的人都有资格来参与讨论。” “是啊。您——我一直觉得您是反纳粹的斗士。”我有些难过，斯图特霍夫集中营建立于1939年，期间共关押了11.5万人，其中一半以上在那里死亡，但这不是伊姆加德的错，或者说，这不是个人的错，而是集体的错，历史的错，极端主义的错。

“不应该是这样。我看过您的传记，在集中营工作时您只有十几岁，而且秘书和速记员本就是辅助性工作，又怎么可能力挽狂澜呢，在我看来您能公布那些文件已经非常勇敢了。”我结结巴巴地说着，越说越低落：“为什么要将矛头对准普通人呢？” “这不是个例，事实上我早有预感，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记账员和守卫被批捕开始。”她解释道：“让机构中的小齿轮承担责任，在司法问责中是一个全新的方向。” 漫长的沉默后，我问她：“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 “我的律师现在已经在收集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证人证词，打算重新衡量速记员在集中营的工作中所承担的责任。”她委婉地拒绝了我，“虽然希望不大，但还是谢谢您的关心。” “我想为您做些什么。”在我的一再恳求下，她最终说：“我这边还有一本战后反思的存稿，在不麻烦您的情况下，可以请您帮我联系出版吗？
” “当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后来我看了那本命名为《战后反思志》的手稿，依旧是和她本人一样的文字，冷静而充满温情，便托叔叔的关系找了一些出版商，愿意自费在小范围内出版，于是很快便敲定了下来。也正是在我拿到样刊的那天得到了消息，伊姆加德被伊策霍检方获准批捕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51年2月11日，《战后反思志》还没来得及真正面世。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证词。 “我发誓，我和伊姆加德仅有这两次联系，更不存在支持纳粹的行为。”埃里希疲倦地说。他已经经过了连续二十个小时的审讯。 “我相信您。”对面那名叫马提亚斯的警察点点头。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允许我回家？” “现在还不可以。”马提亚斯抱歉道：“虽然您和伊姆加德并没有过多联系，但还不能证明您没有受到她的思想影响，甚至在刚才的证词中表现出了对她的同情，我们必须在纳粹问题上更加谨慎，鉴于您公开出版《战后反思志》的行为，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您需要进一步移交至检方讯问，并在有必要的时候接受柏林地区法院的审判。

” 埃里希苦笑着问：“最开始是审判纳粹，后来审判揭露纳粹的人，再后来连我这样没接触过纳粹的人也要接受审判，如果纳粹是极端，那么极端的反纳粹算纳粹吗？” “请您谨慎言行。”马提亚斯大吃一惊，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如果您再有不适合的言论，我将不得不申请对您和您身边的人重启调查。” 马提亚斯走出审讯室。繁星渐没，天空由灰变黄变红变紫，渐渐地在地平线附近裂开一条缝隙。他站在原地久久地凝望着，连续的审讯对于警察也同样是艰巨的挑战，回想起埃里希的话，他长叹一口气。 距纽伦堡审判已经五年了，审判却还在继续。 一名警察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马提亚斯，你看起来很疲惫。” “我想是的，海因茨，你不知道长时间的审讯有多累。”马提亚斯摆摆手。 海因茨微微一笑：“我知道。我一直在监控室旁听，辛苦了。不过我很抱歉，现在你还不能休息，有一件事要处理。
” “什么事？” “你需要接受检查。” “什么？”马提亚斯惊讶地叫道。 “沃夫冈检察官也参与了旁听。他提出你在审讯过程中没有秉持警方的专业性，似乎对嫌疑人怀有理解和同情，而嫌疑人最后的话你也没有及时制止和上报，他质疑了你的思想倾向纯洁性。不过鉴于你的身份，应该不会直接开展对你的控诉，而是先接受内部检查。” 海因茨注视着马提亚斯缓慢地说。 “这不可能，海因茨，我们作为同事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有多痛恨纳粹。”马提亚斯攥紧了拳头：“我是无辜的。” “当然，不要激动，马提亚斯，我知道的，只是我们必须在纳粹问题上更加谨慎。” 海因茨低声说：“纳粹消失了，但它随时有可能复活，审判必须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审判。希望你能理解。” “我……”马提亚斯翕动着嘴唇，感觉全身的力气都松懈下来。“是的。为了民主革命。

为了消灭纳粹。”他突然想起了伊姆加德，想起了埃里希，想起民主，想起“一种主义覆盖另一种主义”，但那些记忆碎片很快就消失在脑海里了。 “是的，我理解。”他重复道。 而天边的缝隙越拉越长，只有一弯金黄色的圆弧冲破晨曦，太阳艰难地燃烧起来，笼罩着沉寂整夜的警察署。 又是一个德意志的黎明。 注：纽伦堡审判（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标志着纳粹的消失，本文背景为纽伦堡审判后的第五年，即1951年的东德。我们需要消灭的是纳粹所代表的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社达主义，而非纳粹，否则纳粹的消失也不过是在人人自危的世界里用一种主义取代另一种主义。 限定词：纳粹 评阅语：A。意蕴深刻的一篇，让人联想到很多，语言平实质朴，但把故事讲得十分清楚，读得毛骨悚然。